释慧达法师，俗姓刘，名萨诃，是中国东晋时期著名的佛教高僧、译经师与禅修实践者，其生平活动跨越东晋晋惠帝至安帝时期（约304年-418年），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他以虔诚的信仰、严谨的译经实践以及对禅法的弘扬，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后世常以“慧达法师”尊称之，亦有“刘萨诃”之俗名流传于民间信仰中。
生平经历：从宿缘深厚到译经弘法
释慧达法师的生平颇具传奇色彩，据《高僧传》《出三藏记集》等史料记载，他生于晋惠帝末年，原为吴郡（今江苏苏州）士人，早年虽未出家，却对佛教怀有深厚宿缘，青年时期，他因一场重病而幡然醒悟，遂放弃世俗生活，出家为僧，师从当时江南名僧竺道潜（竺法深），竺道潜为东晋“般若六家七宗”之一“本无异宗”的代表人物，其思想对慧达影响深远，奠定了他对般若“空”义的理解基础。
东晋隆安年间（397年-401年），后秦君主姚兴迎请印度高僧鸠摩罗什至长安（今陕西西安）主持译场，慧达法师闻讯后毅然赴关中，成为鸠摩罗什译经团队的核心助手之一，彼时，鸠摩罗什正系统翻译大乘佛教经典，慧达以其深厚的佛学素养与严谨的治学态度，参与了《法华经》《金刚经》《维摩诘经》《大智度论》等多部重要经典的翻译与校订工作，他在译场中不仅负责文字对勘，更常与鸠摩罗什探讨教义深意，其见解常被罗什赞许，称其“于佛法中，有宿世慧”。
除译经外，慧达法师亦重视禅修实践，他曾于长安郊外的终南山、蓝田等地结庐修行，专修止观法门，倡导“定慧双修”，其修行风格以“务实”著称，强调理论需与实证结合，反对空谈义理，东晋义熙年间（405年-418年），慧达法师回到江南，驻会稽（今浙江绍兴）云门寺，继续弘法译经，并整理罗什所译经典，为江南佛教的传播奠定了基础，晚年，他于云门寺圆寂，享年约115岁，其弟子将其生平事迹与言论汇编为《慧达法师传》，惜已散佚，部分内容留存于《高僧传》等典籍中。
译经贡献：经典汉化的关键推手
慧达法师的译经工作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其核心贡献在于协助鸠摩罗什将大乘佛教经典从梵文、西域文精准译为汉文，并推动译经体系的规范化,以下为其参与翻译或校订的主要经典及其影响：
| 经典名称 | 卷数 | 翻译时间（约） | 主要贡献 | 历史影响 |
|---|---|---|---|---|
| 《妙法莲华经》 | 7卷 | 406年 | 参与文字校订，补充汉文语境中的逻辑衔接，使经义更契合中土思维 | 成为“天台宗”根本经典，对中国佛教义理、文学、艺术影响深远 |
|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 1卷 | 404年 | 协助罗什梳理“空”“有”辩证关系，确立“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核心思想 | 后被禅宗奉为“宗经”，影响中国佛教实践体系千余年 |
| 《维摩诘所说经》 | 3卷 | 403年 | 参与注释“不二法门”等核心概念，推动大乘“入世修行”思想在中土的传播 | 为士大夫佛教提供思想资源，成为文人居士修行的重要指引 |
| 《大智度论》 | 100卷 | 402年-405年 | 负责前20卷的初译与校勘，梳理“般若”与“中观”的理论脉络 | 为中国佛教“中观学派”建立奠定基础，影响后世三论宗、天台宗等宗派 |
在译经方法上，慧达法师主张“依文释义，契理契机”，即既要忠实于原典教义，又要兼顾中土文化语境，在《法华经》翻译中，他提出将“譬喻”与“实相”结合，使经文更具可读性；在《金刚经》中，他强调“破相”与“无住”的统一，避免对“空”的片面理解，这种译经理念不仅提升了译经质量，更推动了佛教经典的“中国化”进程,使大乘佛教思想得以在中土广泛传播。
思想特色：定慧双修与实相践行
慧达法师的思想以“般若空性”为根基，融合“禅修实证”，形成了“解行并重”的独特体系,其核心思想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般若为导，禅修为要”
慧达法师深信“般若智慧”是悟入佛道的根本，强调“以智导行，以行证智”，他在《大智度论》注疏中指出：“般若如目，禅定如足，无目则不知方向，无足则不能至道。”这一观点既继承了罗什“般若中观”思想，又结合了禅修实践，成为其“定慧双修”的理论基础，他主张通过禅修“止息妄念”，再以般若智慧“观照实相”，最终达到“心无挂碍”的境界。
“破除我执，契入中道”
针对当时佛教界对“空”与“有”的争论，慧达法师提出“破相显性，不落两边”的中观思想，他认为，“我执”是众生痛苦的根源，唯有破除对“我”与“法”的执着，才能契入“中道实相”，他在《金刚经》注疏中解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时说：“无所住者，不住于有；生其心者，不堕于空，非空非有，即是中道。”这一思想对调和当时“六家七宗”的般若学说起到了重要作用。
“入世修行，慈悲济世”
慧达法师反对脱离世间的“避世禅修”，倡导“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入世精神，他常教导弟子：“禅修非独坐林泉，亦在待人接物；慈悲非空谈口号，需在解厄济困。”在江南弘法期间，他积极参与社会救济，为贫者施粥、为病者疗疾，将佛教的慈悲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赢得了民众的广泛尊重。
历史影响与后世评价
慧达法师的一生，是东晋佛教“译经-禅修-弘法”三位一体的缩影,其历史影响深远而广泛：
在译经领域，他协助鸠摩罗什翻译的经典构建了大乘佛教汉译体系的核心框架，法华经》《金刚经》等更成为后世宗派的根本经典，至今仍是佛教信众日常修习的重要文本，在禅修实践上，他“定慧双修”的理念影响了天台宗“止观双运”、禅宗“定慧等持”等修行法门，为中国佛教禅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文化传播方面，他推动的“入世修行”思想，使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济世情怀”相融合,加速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
后世对慧达法师的评价极高，唐代高僧道宣在《续高僧传》中称其“译经之功，可与什公（鸠摩罗什）比肩”；宋代赞宁在《宋高僧传》中誉其为“东晋禅法之宗匠”，民间更将其神化为“护法神”，传说他曾显圣帮助信众化解灾难，其信仰在江南地区流传千年，至今仍有寺庙供奉“慧达法师”。
相关问答FAQs
Q1：释慧达法师与鸠摩罗什的合作对中国佛教译经史有何特殊意义？
A：释慧达法师与鸠摩罗什的合作是佛教汉译史上的“黄金组合”，鸠摩罗什作为印度高僧，精通梵文与西域语言，是译经的“理论权威”；而慧达法师作为本土高僧，深谙汉文化与中土思维，是译经的“实践桥梁”，二者的合作不仅确保了译经的准确性（如《大智度论》的百卷巨著），更通过“契理契机”的译经方法，使佛教经典得以摆脱“直译”的生硬，真正融入中土文化，这种“中外合作”的模式，成为后世译经的典范，推动了中国佛教从“依附外域”到“独立发展”的转型。
Q2：史料中记载慧达法师“寿至百五岁”，这一说法是否可信？其生平中的“神异色彩”应如何看待？
A：关于慧达法师“寿至百五岁”的说法，需结合历史背景理性看待，东晋时期，佛教传记常通过“延寿”“神异”等叙事凸显高僧的“神圣性”，这可能包含后世弟子的宗教情感加工，但从其活动时间（约304年-418年）及译经贡献来看，慧达法师确为长寿且高产的僧人，其“百五岁”之说或为对其修行成就的象征性描述，至于“显圣”“治病”等神异记载，应视为佛教传播中的“文化现象”——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为适应民间信仰需求，高僧的“神异事迹”常被放大，以增强信仰的吸引力，这些记载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事实，却反映了慧达法师在民间的影响力,以及佛教与中国文化融合的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