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思想体系构建始终与佛教保持着复杂而深刻的互动关系，南宋时期，佛教虽已高度中国化，但其世界观、心性论仍对儒家传统构成挑战，朱熹以“辟佛”为己任，通过批判佛教的核心教义，同时吸收其思辨方法，最终完成了儒家形而上学的重构。
朱熹批判佛教的出发点,首先在于本体论的对立，佛教以“空”为终极实在，认为世间万物皆是“因缘和合”的虚幻存在，主张“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朱熹则提出“理”为宇宙本体，“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朱子语类》卷一），在他看来，佛教的“空”否定了客观世界的真实性，将“理”与“事”割裂，导致“以理为障”的谬误，朱熹强调“理在事先”，认为“理”是万物的本源与秩序，而佛教只讲“事”的虚幻，不讲“理”的实在，最终陷入“断灭空”的虚无主义。
在心性论层面,朱熹对佛教的批判尤为激烈，佛教禅宗主张“明心见性”，认为众生本性清净，只需“顿悟”即可成佛，这种“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路径，被朱熹视为“自私”的修养方式，他指出：“释氏之说，与我儒家略相似处，只是差些子，如说‘存心’‘养性’，似我儒家说‘穷理’‘尽性’；及到做处，便不是，他只是说空，而吾儒说实；他说无，而吾儒说有。”（《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四）朱熹认为，佛教的心性论将“心”与“性”混为一谈，忽视了“性即理”的客观性，导致修养脱离伦理实践，儒家讲“存天理，灭人欲”，是以“理”规范“心”，而佛教的“明心见性”则取消了“理”的外在权威，将解脱完全寄托于个体主观的觉悟，最终会导向“无父无君”的伦理崩溃。
在伦理实践上,朱熹批判佛教的“出世主义”与儒家“入世”伦理根本对立，佛教主张“出家修行”，脱离家庭与社会责任，朱熹痛斥此为“无父无君”，违背了儒家“三纲五常”的根本伦理，他认为：“释氏弃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件，却只去理会那个‘空’，儒者则须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处这五件上，理会所以然。”（《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在朱熹看来，伦理秩序是“理”在社会层面的具体体现，佛教追求个体解脱，却忽视了人伦关系的实在性，最终将导致社会秩序的瓦解。
尽管朱熹以“辟佛”著称，但其思想建构过程中仍不自觉地吸收了佛教的思辨方法，佛教，尤其是华严宗的“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思想，以及禅宗的“顿悟”说，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产生了间接影响，朱熹的“格物”强调“即物穷理”，通过研究事物的“理”来贯通“天理”，这一认知方式与禅宗“参禅”中通过具体事物体悟“佛性”有相似之处，佛教的“心性”论也启发了朱熹对“心”与“性”关系的思考，他虽反对“以心为性”，但构建了“心统性情”的理论，将“心”作为认知与修养的主体，这一框架与佛教对“心”的重视存在微妙的呼应。
| 维度 | 朱熹理学 | 佛教核心思想 |
|---|---|---|
| 本体论 | “理”为宇宙本体，万物皆有“理” | “空”为终极实在，万物“因缘和合” |
| 心性论 | “性即理”，心统性情，修养需“存天理” | “明心见性”，众生本具佛性，顿悟成佛 |
| 伦理观 | 入世伦理，“三纲五常”为根本秩序 | 出世解脱，弃绝人伦关系，追求个体解脱 |
| 修养方法 | “格物致知”“居敬穷理”，循序渐进 | “禅定”“顿悟”，直指人心，明心见性 |
朱熹与佛教的互动,本质上是儒家思想在回应外来挑战时的自我调适，通过批判佛教的“空”“无”本体论，朱熹确立了“理”的实在性；通过否定佛教的“出世”伦理，他强化了儒家的人秩序；借助佛教的思辨方法，朱熹将儒家提升至形而上学的高度，构建了“性与天道”相贯通的完整体系，这种“批判性吸收”不仅使理学成为宋以后儒学的主流，也体现了中华思想“兼容并蓄”的开放品格。
FAQs
Q1：朱熹为何要批判佛教？
A1：朱熹批判佛教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思想与儒家核心价值存在根本冲突，在本体论上，佛教的“空”否定了客观世界的实在性，与儒家的“理在事先”对立；在心性论上，佛教的“明心见性”取消“理”的权威，易导致伦理虚无；在伦理实践上，佛教的“出世主义”违背儒家“入世”的人伦秩序，朱熹认为，佛教的流行会动摇儒家道统，导致社会失序，因此必须通过批判重建儒学的正统地位。
Q2：朱熹的理学是否完全排斥佛教思想？
A2：并非完全排斥，朱熹虽以“辟佛”著称，但其思想建构过程中吸收了佛教的思辨方法，他借鉴禅宗“顿悟”的认知方式，提出“豁然贯通”的“格物”境界；受华严宗“理事无碍”启发，构建了“理一分殊”的理论，说明“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这种吸收是有选择的，仅限于佛教的哲学方法，而对其本体论、伦理观则坚决批判，体现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