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初传时期大致从西汉末年延续至东汉末年（约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2世纪），是佛教从古印度传入中国的初始阶段，这一时期，佛教通过丝绸之路逐步进入中原，其传播呈现出依附本土文化、经典翻译零散、社会影响有限等特点，为后世佛教的本土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传入路径与早期记载

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众说纷纭,但文献可考的最早记载见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当时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向中国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即佛经），这被视为佛教传入中原的明确起点，此时的传入主要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西域僧侣沿着河西走廊进入中原，携带佛经、佛像，并通过口授或抄写的方式传播教义。

至东汉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进一步畅通，佛教传入活动逐渐增多，据《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东汉明帝永平八年（65年），楚王刘英“尚浮屠之仁祠”，遣使伊蒲塞（信士）斋奉丝帛，以祠浮屠（佛陀），这表明佛教已受到皇室贵族的关注，永平年间（58-75年），明帝遣使蔡愔、秦景等西域求法，在大月氏遇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得佛经佛像，永平十一年（68年）于洛阳建白马寺，中国第一座官办寺院由此诞生，佛教开始获得官方认可。

译经活动与代表人物

佛教初传的核心活动之一是佛经翻译,但因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及规模限制，早期翻译呈现出“口授传译”“节选节译”的特点，且多依附于道家、儒家术语进行“格义”（用本土概念解释佛教教义），这一时期的译经者多为西域僧人，代表人物有三位：

1. 摄摩腾与竺法兰：作为最早来华的译经僧，二人在白马寺合译《四十二章经》，全经约2000余字，言简意赅，阐述佛教基本教义（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心净则佛土净”），被视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其翻译风格质朴，对佛教在中国的初步传播起到奠基作用。

2. 安世高：安息国太子，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至洛阳，通晓小乘佛教阿毗昙学和禅数之学，20余年间译经35部（现存17部），代表作《安般守意经》（讲禅法）、《阴持入经》（讲法相），系统介绍小乘禅观与“五蕴”“十二因缘”等理论，其翻译“义理明晰，不事文饰”，为中国禅学之滥觞。

   

3. 支娄迦谶：大月氏人，东汉灵帝光和、中平年间（178-189年）在洛阳译经，专攻大乘般若学，译有《道行般若经》《首楞严经》等14部，首次将“般若性空”“菩萨行”等大乘思想引入中国，对魏晋般若学兴起影响深远，其翻译多由助手竺佛朔转译，文辞稍显晦涩，但思想开创性极强。

下表为初传时期主要译经者概况：

社会影响与依附现象

佛教初传时期,因文化隔阂与认知局限，其传播呈现明显的“依附性”特征，主要表现为三方面：

1. 依附黄老道术：时人将佛教视为“方术”的一种，认为佛陀与老子、黄帝类似，是能“神通变化”“长生久视”的神仙，楚王刘英“浮屠与老子并列祠祀”，汉桓帝在宫中“黄老、浮屠之祠”并设，可见佛教被纳入本土神仙信仰体系。

2. 依附儒家伦理：早期佛经翻译为适应中国社会，常借用儒家概念阐释教义，如《四十二章经》以“忠孝”为行善之本，强调“不杀仁”“不盗义”，将佛教五戒与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比附，减少传播阻力。

   

3. 民间影响有限：佛教主要在上层社会（皇室、贵族、士人）中流传，民间接触多停留在“祈福禳灾”层面，尚未形成系统的信仰群体，寺院数量稀少（仅洛阳白马寺等少数官寺），僧侣多为西域来华者，本土出家制度尚未确立。

初传时期的局限与意义

佛教初传虽规模有限,却开启了中国佛教史的序幕，其局限性在于：经典翻译零散，教义理解片面；缺乏本土僧侣与寺院体系；未形成独立的社会影响力，但历史意义更为深远：一是打通了中印文化交流的“佛教通道”，为后续大规模译经奠定基础；二是引入“因果报应”“轮回解脱”等新观念，冲击了中国传统思想格局；三是通过“格义”传播，为佛教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如魏晋南北朝的“儒释道”三教合流）埋下伏笔。

相关问答FAQs

Q1：佛教初传中国时，为何会被部分人视为神仙方术的一种？
A1：佛教初传时期，因文化认知局限，时人对佛教教义缺乏系统理解，加之西域僧侣多擅长神通变化（如“分身”“隐身”等），与本土神仙方术的“术”层面相似，统治者为巩固政权，倾向于将外来宗教纳入现有信仰体系，将佛陀与黄老并列，视其为能“祈福禳灾”的神祇，这种“以术解佛”的认知，使佛教在早期依附于黄老道术传播，直至魏晋玄学兴起后，其哲学内涵才逐渐被重视。

Q2：东汉时期的佛经翻译有哪些特点？对后世有何影响？
A2：东汉佛经翻译呈现三大特点：一是“口授传译”，译者多为西域僧人，需借助“舌人”（翻译）转述，语言准确性有限；二是“节选节译”，因需求有限，多选择短小经典或单品经文（如禅经、般若经片段），未形成系统翻译；三是“格义附会”，为适应本土文化，常用道家、儒家概念解释佛教术语（如以“道”译“菩提”，以“无”译“空”），其影响深远：一是开创汉译佛经传统，为鸠摩罗什、玄奘等后世译经家积累经验；二是引入“般若”“禅观”等核心思想，推动中国佛教哲学的形成；三是通过“格义”传播，促进佛教与本土文化的初步融合，为隋唐佛教宗派建立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