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谛法师是南北朝时期与鸠摩罗什、玄奘、义净齐名的佛教四大译经师之一，西印度优禅尼国人，原名拘那罗陀，公元499年出生于婆罗门种姓，自幼精通五明大论，因感悟大乘佛教真谛，发心东传佛法，梁武帝大同十二年（546年），真谛法师从海路来到中国，先后在建康（今南京）、豫章（今南昌）、广州等地译经弘法，其中与广州光孝寺的渊源尤为深厚，为中国佛教，尤其是岭南佛教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光孝寺作为岭南地区最古老的佛教名刹,始建于东汉，初为南越王赵建德的故宅，三国时期虞翻在此讲学，称“虞翻苑”，东晋时改为王园寺，唐代改名乾明法性寺，宋代赐名光孝寺，距今已有近1800年历史，这座寺庙不仅是佛教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更因多位高僧驻锡而闻名，真谛法师便是其中之一，据《续高僧传》记载，真谛法师于南陈武帝永定二年（558年）抵达广州，因“时值兵乱，法缘未展”，暂住光孝寺，并在此开启了他人生中最后几年的译经生涯，尽管当时的广州政局动荡，但真谛法师未曾中断弘法事业，在光孝寺组织译场，翻译了大量大乘经典，为岭南地区注入了深厚的佛教文化底蕴。
在光孝寺期间,真谛法师的主要译经活动集中在瑜伽行系经典的翻译，这些经典对后来中国佛教瑜伽唯识宗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摄大乘论》是其最重要的译作之一，该论系统阐述了瑜伽行派的核心思想，如阿赖耶识、种子说等，为中国佛教义理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他还翻译了《俱舍论》《大乘唯识论》等经论，并培养了一批本土弟子，如广州本土僧人法勇、慧旷等，他们继承真谛法师的学说，推动了岭南佛教的本土化进程，真谛法师的译经风格严谨，注重义理的准确传达，其译本在后世广泛流传，甚至远播朝鲜、日本，成为国际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光孝寺至今仍保留着与真谛法师相关的历史遗迹,印证着这段深厚的渊源，寺内的“瘗发塔”虽传为六祖慧能剃发之所，但从历史脉络来看，真谛法师作为早期来华译经高僧，其驻锡光孝寺的弘法活动，为这座寺庙奠定了“译经道场”的地位，寺内的大雄宝殿、东西铁塔等建筑，虽历经千年沧桑，却依然承载着真谛法师等高僧大德弘法利生的精神记忆，光孝寺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仅是佛教信众朝圣的场所，更是研究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遗存。
真谛法师在光孝寺的译经弘法,不仅丰富了中国佛教的经典体系，更促进了岭南地区佛教文化的繁荣，他将印度大乘佛教的精髓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为佛教的本土化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光孝寺也因此成为连接中外佛教文化的桥梁，其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与真谛法师等高僧的付出密不可分，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佛教的发展离不开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鉴，而高僧大德的坚守与奉献，则是文化传承的核心动力。
| 真谛法师在光孝寺主要译经及影响 | |
|---|---|
| 经典名称 | 与影响 |
| 《摄大乘论》 | 阐述瑜伽行派核心思想，奠定唯识宗理论基础，成为唐代唯识宗根本经典之一 |
| 《俱舍论》 | 系统介绍说一切有部教义，融合小乘与大乘思想，对汉传佛教阿毗达磨研究影响深远 |
| 《大乘唯识论》 | 解释唯识“万法唯识”义理，推动中国佛教对心性理论的探讨 |
FAQs
Q1：真谛法师为何选择在广州光孝寺译经？
A1：真谛法师晚年抵达广州时，南陈政权虽已建立，但岭南地区相对中原战乱较少，社会环境较为安定，光孝寺作为当时岭南地区的佛教中心，拥有完善的寺院设施和一定的信众基础，且地方官员对佛教持支持态度，这些条件为真谛法师开展译经活动提供了保障，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枢纽，便于真谛法师接触来自印度、东南亚的佛教典籍和僧人，也有利于其译作的传播。
Q2：光孝寺除了真谛法师，还有哪些高僧与此渊源深厚？
A2：光孝寺与多位高僧渊源深厚，其中最著名的是禅宗六祖慧能，唐代慧能来到光孝寺时，恰逢印宗法师在寺内讲解《涅槃经》，慧能以“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的偈语引发印宗赏识，后在此剃落发，正式成为僧人，寺内“瘗发塔”即为纪念此事而建，唐代高僧神会、宋代高僧契嵩等也曾驻锡光孝寺，弘法讲经，使光孝寺成为中国佛教史上重要的传承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