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对寺庙的研究自近代以来逐渐发展，成为理解东方文明、宗教实践与社会结构的重要窗口，这一研究历程跨越多个学科，从早期的旅行者记录到当代的跨学科融合，形成了丰富的研究视角与成果，早期，西方传教士与殖民者是最初的研究者，他们通过游记、信札等形式记录了亚洲寺庙的样貌，但多带有猎奇或宗教批判色彩，19世纪来华的传教士艾约瑟在《中国佛教》中描述了寺庙的建筑布局与仪式流程，却将佛教视为“迷信”而非独立信仰体系，随着东方学兴起，20世纪初，西方学者开始系统梳理佛教、印度教等宗教典籍，寺庙作为宗教实践的物理载体，其建筑、艺术与象征意义逐渐成为研究重点，二战后，区域研究推动下，日本、东南亚、南亚的寺庙研究各自深化，人类学、社会学等方法的引入使研究从“文本中心”转向“实践中心”，寺庙不再是静态的建筑群，而是嵌入社会生活的动态空间，进入21世纪，数字人文、环境考古等新技术的应用，进一步拓展了寺庙研究的边界，使其成为探讨文化传承、生态保护与全球化议题的重要场域。

国外对寺庙的研究视角多元，涵盖建筑学、宗教学、人类学、艺术史与社会学等多个维度，建筑学关注寺庙的空间布局、结构技术与象征意义，如印度教寺庙的“曼荼罗”宇宙图式、佛教寺庙的“伽蓝七堂”制度，均被视为人间与神圣空间的联结，宗教学研究则聚焦寺庙在宗教实践中的核心作用，如印度教寺庙的“puja”（祭祀）仪式如何通过神像、供物构建神人互动，佛教寺庙的禅修空间如何引导信徒实现觉悟，人类学者将寺庙视为社区枢纽，分析其在社会整合、权力运作中的角色，如格尔茨对巴厘岛“水神庙”的研究，揭示节庆仪式如何强化地方认同与生态伦理，艺术史学者则通过寺庙壁画、雕塑与装饰，追溯艺术风格的传播与演变，如犍陀罗艺术对东亚佛教造像的影响，或吴哥窟浮雕中的印度教神话叙事，社会学研究则关注寺庙在现代社会的功能转型，如日本寺庙的“葬仪产业化”、美国佛教寺庙的文化适应,探讨传统宗教在世俗化与全球化语境下的生存策略。

不同学科对寺庙的研究重点与成果可概括如下表：

在具体案例研究中，国外学者展现出对地方语境的深度挖掘，日本京都的龙安寺枯山水庭园是西方学者关注的焦点，威廉·库珀·豪在《禅与日本园林》中提出，枯山水的砂石纹路不仅是艺术表达，更是“空”的哲学具象，通过抽象引导信徒超越形式抵达禅悟，柬埔寨吴哥窟的研究则体现了跨学科合作，法国远东学院通过铭文解读与建筑测绘，证实吴哥窟作为“山庙”不仅是宗教场所，更是高棉国王“神王”观念的权力象征，其布局精确对应印度教宇宙模型，中心塔代表须弥山，护城河代表环绕世界的海洋，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海神庙”研究则凸显了宗教与生态的互动，人类学家斯蒂芬·兰姆在《巴厘岛的生态智慧》中指出，当地渔民通过祭祀海神庙的仪式，建立了海洋资源利用的禁忌系统，形成了“神圣-生态”的可持续管理模式。

国外寺庙研究的趋势也反映了学术前沿的转向，数字人文技术的应用使寺庙空间得以虚拟重建，如哈佛大学“吴哥窟计划”通过激光扫描与GIS技术，分析吴哥窟群的水利系统与寺庙分布，揭示高棉帝国的生态管理智慧，跨文化比较研究则打破地域界限，学者开始对比东亚佛教寺庙的“山林隐逸”与东南亚寺庙的“市井融入”，探讨不同地理环境对宗教空间形态的影响，环境研究视角下，东南亚的“寺庙森林”成为关注热点，学者发现泰国、缅甸的寺庙常与原始森林共存，僧侣通过“佛教生态观”推动森林保护，形成“宗教-生态”共同体，全球化背景下，海外寺庙的“文化翻译”现象备受关注，如纽约佛光山寺庙通过融合禅修课程与心理咨询，将佛教“慈悲”理念转化为西方社会可接受的心理疗愈工具,体现了宗教在跨文化流动中的适应性创新。

尽管国外寺庙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存在局限性，部分研究仍受“东方主义”影响，将寺庙简化为“神秘东方”的符号，忽视其内部多样性；语言障碍导致对地方文献的解读不足，如东南亚寺庙的巴利文、梵文铭文未能充分纳入分析；对发展中国家寺庙的“保护性破坏”关注较少，如旅游开发对寺庙原真性的冲击尚未得到系统研究，未来研究需加强跨学科协作，深化地方性知识，并关注寺庙在可持续发展、文化修复等现实议题中的角色,以更全面地理解这一人类文明的重要遗产。

FAQs

1. 国外寺庙研究与国内研究的主要差异是什么？
   国外研究更侧重跨学科理论与比较视角，常将寺庙置于全球化、后殖民等框架下分析，注重宗教实践与社会、生态的互动；国内研究则更侧重历史文献考据与建筑考古，强调寺庙作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对地方宗族、民间信仰的结合研究更深入，国外研究受语言限制，对地方性文本（如少数民族语言碑刻）的解读可能不足,而国内研究在文献占有上具有优势。

2. 国外对寺庙的研究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有何启示？
   国外研究的跨学科方法（如人类学“深描”、数字人文技术）可为中国寺庙保护提供新思路，例如通过GIS技术分析寺庙群落的生态格局，制定保护性开发方案；其“社区参与”理念也值得借鉴，如邀请当地居民参与寺庙仪式传承，避免保护与生活的脱节，国外对寺庙“活态遗产”的重视（如将仪式、口述传统纳入保护范畴），可推动中国从“静态建筑保护”转向“文化生态整体保护”,增强寺庙在当代社会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