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黄金时代，提及这一时期的佛教，大众多聚焦于大乘宗派的璀璨（如禅宗的“顿悟”、华严宗的“法界缘起”），而小乘佛教作为佛教早期流派，虽非主流，却在唐朝的宗教图景中留下了独特印记，小乘佛教（上座部部派佛教）以“自觉解脱”为核心理念，以《阿含经》《四分律》等根本经典为依据，在唐朝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于西域、长安等地形成传播网络，后因社会需求与宗派发展的变化逐渐式微,但其戒律思想与阿毗达磨体系仍为佛教中国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唐朝小乘佛教的传播背景与路径

唐朝初年，社会安定、国力强盛，中外交通因丝绸之路的畅通而空前繁荣，印度佛教各部派沿陆路与海路东传，其中小乘部派（主要是说一切有部、正量部等）通过西域诸国（如龟兹、于阗）逐步传入中原，玄奘西行求法（627-645年）是推动小乘佛教传播的关键节点：他遍历印度，带回657部梵本经典，其中包含大量小乘论书（如《大毗婆沙论》《俱舍论》），并在长安大慈恩寺组织译场，系统整理这些典籍，为小乘佛教在唐朝的文本传播提供了核心支撑，西域僧侣（如龟兹僧佛陀多罗）的东来，以及唐朝僧人（如义净）赴南海（今东南亚）求法带回的小乘戒律文献，进一步丰富了小乘佛教的传播内容。

这一时期，小乘佛教的传播呈现“西强东弱”的特点：西域地区（今新疆）因地处丝绸之路要冲，长期受印度佛教影响，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磨思想与戒律体系在此扎根深厚；而中原地区（长安、洛阳）虽作为政治中心聚集了中外僧人，但小乘佛教更多被视为大乘佛教的“基础教义”,未能形成独立的大规模宗派。

小乘佛教的核心流派与经典体系

唐朝小乘佛教主要传承印度部派佛教的两大系统：上座部与说一切有部，其经典体系以“三藏”（经、律、论）为核心，具体表现为：

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的中心

说一切有部是印度部派佛教中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主张“法体恒有”（认为一切事物（法）的体性是永恒存在的），其核心论书《大毗婆沙论》由玄奘于656-663年译出，共200卷，系统阐述了“法有我空”的思想，该部派的《俱舍论》（世亲著，玄奘译）以“七十五法”分类（心法、心所法、色法、不相应行法、无为法），构建了严密的认识论与宇宙观，成为法相宗（唯识宗）学习阿毗达磨的基础教材，说一切有部的戒律《十诵律》在姚秦时期已由鸠摩罗什译出，唐朝时仍在西域及部分中原地区流传，其“比丘戒二百五十条”“比丘尼戒三百四十八条”的戒条规范，影响了早期汉传佛教的僧团管理。

上座部：戒律与禅观的融合

上座部部派（以分别说部为主）的经典以《四分律》（县无谶译）、《五分律》（佛陀什译）为代表，四分律》因内容系统、戒条灵活，被道宣律师选为律宗根本经典，道宣在长安终南山创立南山律宗，以“止持”（禁止作恶）与“作持”（积极行善）为核心，将小乘戒律与大乘“菩萨行”思想结合，形成“大乘戒律”体系，使《四分律》成为汉传佛教戒律的主流，上座部的《杂阿含经》《中阿含经》等“阿含类经典”，记载了佛陀及其弟子的言行，被视为小乘禅观的依据，唐朝僧人如玄奘、义净均重视阿含经典的禅修实践，强调“四谛”“八正道”的修行次第。

正量部：民间信仰的渗透

正量部作为上座部的一支，主张“补特伽罗（我）实有”，认为众生存在永恒的“识”（补特伽罗），其经典《杂阿含经》的异译本及《五分律》在唐朝江南地区流传，由于教义贴近民间“灵魂不灭”的观念，正量部在民间信仰中具有一定影响力，但未形成系统的宗派组织。

小乘与大乘的关系：基础与融合

唐朝佛教以大乘为主导，帝王（如武则天）多推崇大乘宗派（华严宗、禅宗），但小乘并非被排斥，而是作为“基础教义”与大乘相互融合，这种融合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 戒律层面：律宗虽以《四分律》（小乘）为根本，但道宣通过“戒体论”（将戒律视为“无表色”的色法），赋予其大乘“菩萨戒”的内涵，使小乘戒律成为大乘僧团的修行规范。
• 教义层面：法相宗（唯识宗）虽主大乘“万法唯识”，但其阿毗达磨体系（如《俱舍论》）源于小乘，玄奘在《成唯识论》中曾引用《大毗婆沙论》的观点论证“法体恒有”。
• 禅修层面：禅宗虽强调“明心见性”，但也以小乘“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为入门功夫，唐代高僧神秀的“观心禅”就融合了阿含禅观。

可以说，小乘佛教为唐朝大乘宗派提供了“戒律框架”与“教义基础”，而大乘则通过“中国化改造”赋予小乘新的生命力，二者共同构成了汉传佛教的“体用”结构。

小乘佛教的衰落与历史影响

小乘佛教在唐朝的衰落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

• 政治需求：唐朝大一统王朝需要“普度众生”的大乘教义强化社会凝聚力，而小乘“个人解脱”的理念缺乏政治号召力，武则天时期，华严宗以“法界缘起”论证“皇权即佛权”，进一步挤压了小乘的生存空间。
• 社会适应性：小乘戒律（如乞食、过午不食）与中原农耕社会的定居生活冲突，而大乘禅宗（“农禅并重”）、净土宗（简便易行）更易被民众接受。
• 宗派支撑：小乘缺乏本土化的强大宗派，其传播依赖印度经典与西域僧人，而大乘形成了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化宗派”，理论体系完善，僧团组织严密。

尽管如此，小乘佛教的历史影响不容忽视：其一，其戒律体系（如《四分律》）成为汉传佛教僧团管理的核心规范，至今仍影响着汉传佛教的僧伽制度；其二，阿毗达磨的“法相分析”为法相宗的唯识思想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其三，西域小乘石窟（如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与写本,为研究佛教艺术与传播史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

唐朝小乘佛教主要流派概况

FAQs

问题1：唐朝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的核心教义有何区别？
解答：小乘佛教以“自觉解脱”为目标，追求个人通过修行证得阿罗汉果（断尽烦恼，超越生死），遵循原始佛教戒律，经典以《阿含经》《阿毗达磨论》为主，主张“法有我空”（承认事物现象存在，否定永恒“我”），大乘佛教则以“普度众生”为宗旨，追求佛果（菩萨行、成佛），经典以《般若经》《法华经》等为主，主张“法空我空”（现象与“我”皆空），强调慈悲与利他，简言之，小乘重“自度”，大乘重“自度度人”。

问题2：为什么小乘佛教在唐朝未能像大乘那样成为主流？
解答：政治需求差异：唐朝统治者需要大乘“普度众生”“皇权即佛权”的教义强化思想统一，而小乘“个人解脱”缺乏政治价值；社会适应性：小乘戒律严格（如乞食、偏衫），与中原农耕生活冲突，大乘禅宗、净土宗简化修行，更易被民众接受；宗派支撑：大乘形成天台、华严、禅宗等本土化宗派，理论体系完善，而小乘依赖印度传入，缺乏独立宗派组织,逐渐被大乘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