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禅额尔德尼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两大活佛转世体系之一，与达赖喇嘛共同构成格鲁派的核心领导架构，青海作为安多藏区的中心，自古以来便是藏传佛教东传的重要枢纽，班禅额尔德尼与青海佛教的渊源深厚，不仅体现在宗教传承的紧密联系上，更反映在文化融合、社会稳定及国家统一等多个维度，本文将从历史渊源、宗教实践、文化融合及现代传承等方面，系统梳理班禅额尔德尼与青海佛教的互动关系。

班禅体系的历史渊源与青海的早期联结

班禅额尔德尼的转世体系始于明末清初的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1570-1662年），作为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的上师，罗桑却吉坚赞在格鲁派发展中扮演了“导师”角色，其宗教威望不仅巩固了格鲁派在西藏的地位，也为后来“班禅额尔德尼”封号的诞生奠定了基础，青海在元代起便纳入中央王朝管辖，明末清初，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率部进入青海，支持格鲁派对抗地方势力，罗桑却吉坚赞与固始汗的合作，标志着班禅体系与青海蒙古部族的正式联结——固始汗在西藏建立格鲁派政权后，青海成为格鲁派向卫藏输送人力、物力的重要基地，而班禅则通过青海的蒙古信众扩大了宗教影响力。

1713年,康熙帝正式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意为“睿智的光明佛”），确立了班禅作为达赖喇嘛之下、格鲁派第二大活佛的地位，这一册封不仅具有宗教意义，更强化了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的管理，而青海作为连接内地与西藏的“咽喉”，自然成为班禅体系与中央王朝互动的重要通道，清代，青海蒙古各旗（如和硕特、土尔扈特等）均奉班禅为宗教领袖，定期派遣使者前往日喀则扎什伦布寺请安，同时邀请班禅派高僧到青海弘法，这种双向互动使青海佛教与班禅体系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依存关系。

班禅在青海的宗教实践与寺院弘法

班禅额尔德尼与青海佛教的联结,最直接的体现是其历代转世在青海的宗教活动及对当地寺院的扶持，青海现有藏传佛教寺院400余座，其中格鲁派寺院占比超60%，塔尔寺、夏群寺、广惠寺等均与班禅体系有着深厚渊源。

（一）塔尔寺：格鲁派在青海的弘法中心

塔尔寺（藏语“衮本贤巴林”，意为“十万狮子吼佛弥勒洲”）位于青海西宁湟中县，是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被誉为“黄教之源”，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曾明确表示：“塔尔寺乃宗喀巴大师根本道场，当以护持为己任。”在其推动下，塔尔寺逐步发展为集显密教学、辩经、艺术于一体的综合性寺院，17世纪中后期，五世班禅罗桑益西应青海蒙古王公之邀，驻锡塔尔寺三个月，期间为僧俗信众讲授《菩提道次第广论》，并主持了“时轮金刚灌顶法会”，吸引来自青海、甘肃、四川的数万信众参与，极大提升了塔尔寺在安多藏区的宗教地位，此后，六世至十世班禅均曾派驻锡代表常驻塔尔寺，管理寺院事务、指导僧侣修行，塔尔寺的“显宗学院”“密宗学院”“时轮学院”等教学机构，至今仍沿用班禅时期确立的教材与学制。

（二）九世班禅与青海的深度互动

近代以来,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1883-1937年）与青海的关联尤为密切，1923年，因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政教权力分配上产生矛盾，九世班禅被迫离开西藏，辗转来到青海，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流亡弘法生涯，在青海期间，他先后驻锡西宁塔尔寺、玉树结古寺等地，足迹遍布海东、海南、黄南等藏区，1925年，九世班禅在西宁创建“青海番族文化促进会”，推动藏文教育与现代文化在青海的传播；1932年，他主持修复了玉树文成公主庙（藏语“嘎达那彭拉康”），将汉藏文化交融的历史遗迹纳入佛教保护体系，强化了青海作为“汉藏文化走廊”的地位，1937年，九世班禅在青海玉树圆寂，临终前留下“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遗训，其灵塔现供奉于塔尔寺“大金瓦殿”旁，成为信众缅怀的重要场所。

（三）寺院管理与僧侣培养

班禅额尔德尼对青海佛教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建立了系统化的寺院管理制度与僧侣培养体系，清代以来，班禅通过向青海各大寺院派遣“堪布”（住持）或“经师”，规范寺院宗教活动，塔尔寺的“四大赛赤”（即大管家）中，有一席由扎什伦布寺直接委派；夏群寺的“显宗学院”教材，直接采用扎什伦布寺的“五部大论”讲义，在僧侣培养上，班禅体系强调“显密兼修”，要求僧侣先在塔尔寺等青海寺院完成显宗学习（因明学、般若学等），再赴扎什伦布寺深造密宗，这种“先安多后卫藏”的培养模式，既保证了青海佛教人才的质量，也强化了扎什伦布寺对安多藏区的宗教影响力。

班禅与青海佛教的文化融合及社会影响

青海是多民族聚居区,藏、汉、蒙古、土、撒拉等民族长期共存，藏传佛教作为纽带，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融，班禅额尔德尼在青海的弘法活动，始终以“文化互鉴、民族和谐”为宗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青海佛教文化模式”。

（一）艺术与建筑的多元融合

班禅体系推动青海佛教艺术呈现出“藏汉蒙结合”的风格，以塔尔寺的“酥油花”为例，其制作技艺虽源于西藏，但在九世班禅指导下，融入了汉族的雕塑技法与蒙古族的色彩审美，形成了“人物写实、场景宏大”的独特流派；寺院的建筑风格也兼具藏式“碉楼”与汉式“歇山顶”特点，如塔尔寺“大经堂”的歇山顶屋檐、斗拱装饰，便是汉藏建筑艺术的融合之作，班禅还支持青海寺院用蒙文、汉文翻译佛经，如五世班禅曾组织高僧将《金刚经》译为蒙文，供青海蒙古族信众诵读，这种多语言佛经传播，打破了民族间的文化壁垒。

（二）社会稳定与国家认同

班禅额尔德尼始终将“护国利民”作为宗教实践的核心准则，清代，七世班禅丹白尼玛曾通过青海蒙古王公，向清廷呈献“丹书克”，表达对中央政权的拥护；民国时期，九世班禅在青海发表“拥护五族共和”通电，谴责分裂行径，号召藏区民众“同心同德，共建国家”；1951年，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1938-1989年）派代表赴北京参与和平解放西藏谈判，并在青海发表讲话：“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班禅额尔德尼始终与中央政府同心同德。”这些行动不仅维护了国家统一，也强化了青海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三）慈善与教育的社会责任

班禅体系在青海积极践行“慈悲济世”的佛教理念，清代，四世班罗桑却吉坚赞曾从扎什伦布寺调拨银两，在青海湟源、贵德等地设立“粥厂”，救济贫困牧民；近代，九世班禅在青海创办“喇嘛医院”，为藏蒙牧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十世班禅改革开放后视察青海，推动塔尔寺、夏群寺等寺院开办“佛学班”与“文化补习班”，既培养宗教人才，也提高僧侣的现代文化素养，这些举措使青海佛教不仅是宗教信仰的载体，更成为社会公益的重要力量。

现代班禅与青海佛教的传承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指引下，青海佛教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班禅额尔德尼的宗教领袖地位进一步巩固，成为推动青海佛教健康传承的核心力量。

（一）宗教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多次强调“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青海推动寺院“文物保护”与“教义阐释”并重，1980年代，他亲自参与塔尔寺“大金瓦殿”修复工程，要求“修旧如旧”，保留藏传佛教建筑的原真性；支持青海佛学院成立，将《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纳入僧侣课程，培养“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的宗教人才，2020年，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在青海塔尔寺主持“时轮金刚法会”，来自青海、甘肃、四川的数万信众参与，法会通过互联网直播，实现了传统宗教与现代传播方式的结合。

（二）民族团结与生态保护

新时代,班禅额尔德尼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2019年，十一世班禅视察青海玉树，在文成公主庙呼吁“保护三江源生态，守护中华水塔”，并带领僧侣种植“班禅林”；2022年，他在西宁与各民族宗教代表座谈时指出：“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守护民族团结、宗教和睦的大好局面。”这些活动使班禅成为青海民族团结的“精神象征”，也引导佛教界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班禅额尔德尼与青海佛教重要历史事件及影响表

相关问答FAQs

问：班禅额尔德尼与达赖喇嘛在青海佛教中的地位有何异同？
答：班禅额尔德尼与达赖喇嘛同属藏传佛教格鲁派两大活佛体系，在青海佛教中均具有重要地位，相同点在于：二者均为格鲁派最高宗教领袖，其转世体系均得到中央政府册封，对青海藏传佛教的发展、寺院管理、僧侣培养等具有核心影响力，不同点在于：达赖喇嘛的传统驻锡地为拉萨布达拉宫，侧重于卫藏地区的宗教事务；而班禅额尔德尼的传统驻锡地为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因青海地处安多藏区与内地的交界地带，班禅在青海的弘法活动更侧重于连接藏区与内地，促进多民族文化交流，且历史上班禅与青海蒙古部族的关系更为密切，如在固始汗时期共同支持格鲁派发展。

问：青海有哪些与班禅额尔德尼密切相关的佛教寺院？它们有何特色？
答：青海有多座与班禅额尔德尼密切相关的佛教寺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塔尔寺和玉树结古寺，塔尔寺是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位于青海西宁，被誉为“黄教之源”，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曾在此修行，五世班禅、十世班禅均曾到此讲经、主持法会，寺院的“酥油花”“壁画”“堆绣”被誉为“塔尔寺三绝”，融合了藏汉艺术风格，是班禅与青海佛教文化融合的体现，玉树结古寺则是九世班禅晚年驻锡和圆寂之地，1937年九世班禅在玉树圆寂后，寺院建有“班禅大师纪念塔”，成为青海信众缅怀班禅的重要场所，该寺以宁玛派与格鲁派融合为特色，体现了班禅在青海多民族、多教派地区促进宗教和谐的贡献，夏群寺、广惠寺等也曾迎来班禅驻锡，对寺院的宗教地位和文化传承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