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传期佛教通常指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至魏晋南北朝之前的漫长时期,大致涵盖东汉至西晋（约1—4世纪），这一阶段是佛教扎根中国土壤的初始阶段，其传播过程伴随着文化碰撞、思想调适与本土化尝试，为后来中国佛教的鼎盛奠定了基础，佛教的传入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伴随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印文化交流的深化而展开的，其传播路径、译经活动、思想演变与社会影响，共同构成了初传期佛教的历史图景。
传入背景与历史契机
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众说纷纭,但学界普遍认为最晚在东汉时期已见明确记载，丝绸之路的开通是佛教传入的重要前提：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后，中原与中亚、印度的联系日益密切，佛教作为印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商队、使节和僧人的往来逐渐东传，据《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东汉明帝刘庄的弟弟楚王刘英“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其身边已有“浮屠”（佛陀）信徒，这表明佛教在皇室阶层中已有一定影响。
更具传奇色彩的“感梦求法”传说（见于《四十二章经序》《牟子理惑论》等）虽非正史，却反映了佛教传入初期的社会心理：明帝梦见“金人长丈六，顶有白光，飞行殿庭”，大臣傅毅释为西方佛陀，明帝遂遣蔡愔、秦景等赴西域求法，最终在月氏国遇摄摩腾、竺法兰，以白马驮经像还洛阳，建白马寺——这是中国第一座官办寺院，被视为佛教传入中国的标志性事件，尽管传说细节存疑，但白马寺的建立确实标志着佛教开始从“外来宗教”向“制度性宗教”转变。
译经活动与经典汉传
初传期佛教的核心任务是将梵文佛经译为汉文,这是佛教得以在中国传播的前提，早期译经具有“零散性”“实用性”特点，译经师多为西域僧人或来华胡僧，他们通过口头传译、汉人笔受的方式完成翻译，语言风格古朴，甚至夹杂西域方言。
东汉时期的译经以禅法、伦理教化为主，代表性译经师与经典包括：
- 摄摩腾、竺法兰：相传译《四十二章经》（中国最早汉译佛经之一），内容为佛陀言教，简明扼要，被视为佛教入门经典；
- 安世高（安息国太子）：在洛阳译《安般守意经》（讲禅法修持）、《阴持入经》（讲佛教心理学），小乘禅数之学由此传入；
- 支娄迦谶（月氏国）：译《道行般若经》（早期大乘般若经典）、《般舟三昧经》，推动了大乘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至三国两晋,译经活动地域扩展至江南、蜀地，译经师队伍增多，经典种类更丰富，吴国支谦（月氏人，支娄迦谶再传弟子）译《大明度无极经》（重译《道行般若经》）、《维摩诘经》，语言流畅，影响江南士大夫；康居国康僧会在建业（今南京）译《六度集经》，将儒家“仁孝”思想融入佛经，调和佛教伦理与本土纲常；西晋竺法护（月氏人，世称“敦煌菩萨”）游历西域，译《法华经》《光赞般若经》等154部，是西晋译经数量最多的译师，其译经为鸠摩罗什大规模译经奠定了基础。
为更直观呈现初传期译经概况,以下为重要译经师及译著概览：
| 译经师 | 国别/族裔 | 活动区域 | 代表译著 | 思想贡献 |
|---|---|---|---|---|
| 安世高 | 安息 | 洛阳 | 《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 | 传入小乘禅数之学，推动禅修实践 |
| 支娄迦谶 | 月氏 | 洛阳 | 《道行般若经》《般舟三昧经》 | 传入大乘般若学，开启“法性”思想 |
| 支谦 | 月氏 | 吴国 | 《维摩诘经》《大明度无极经》 | 译经雅俗共赏，融合儒家伦理 |
| 竺法护 | 月氏 | 敦煌、长安 | 《法华经》《光赞般若经》 | 译经种类丰富，促进大乘佛教普及 |
| 康僧会 | 康居 | 吴国 | 《六度集经》《安般守意经》 | 调和佛教与儒家仁孝思想 |
思想碰撞与“格义佛教”
初传期佛教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其与中国本土文化（尤其是儒家、道家）的碰撞与调适，构成了佛教中国化的早期脉络，佛教的“出世”取向（如沙门不敬王者、剃度出家）与儒家“入世”伦理（如忠孝、纲常）形成张力，《理惑论》（伪托东汉牟子）中“沙门弃妻子、捐财货”的质疑，正是这种冲突的体现。
为化解冲突,早期佛教采取“格义”策略——用本土文化概念（尤其是道家）解释佛教术语，使教义更易被中国人理解，将佛教的“空”对应道家的“无”，“涅槃”对应道家的“无为”，“般若”对应道家的“明”，这种“以释道”的格义方法，虽在一定程度上曲解了佛学原意，却为佛教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
佛教思想也在与本土文化的互动中逐渐深化,魏晋玄学兴起后，“贵无”“自然”成为时代思潮，佛教般若学（尤其是“空”的思想）与玄学“贵无论”相结合，形成了“六家七宗”等本土化般若学派（如道安的“本无宗”、支遁的“即色宗”），标志着佛教开始从“依附方术”走向“独立思想体系”。
社会影响与早期发展
初传期佛教的信众主要集中在皇室、贵族和士大夫阶层，普通民众接触较少，汉桓帝、灵帝时期，佛教被视为“神仙方术”的一种，与黄老之学同祠祭祀（如宫中“浮屠祠”“黄老祠”并立）；三国时期，吴大帝孙权为康僧会建建初寺，佛教在江南获得官方支持；西晋时，士大夫清谈玄理，兼习佛学，如名士王衍、乐广与名僧竺法护、竺叔兰交往密切，佛教成为士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寺院建设初具规模：除洛阳白马寺外，吴国建业有建初寺、初寺，蜀地有成都大寺，这些寺院既是译经中心，也是宗教活动场所，但此时的寺院功能单一，尚未形成后来的“丛林经济”。
佛教的传入也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内涵：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等观念补充了传统“福善祸淫”思想的不足；石窟艺术（如早期敦煌、麦积崖雏形）随佛教传入，为后世艺术发展奠定基础；梵文、巴利文的语言学研究也因佛经翻译而兴起。
局限与意义
初传期佛教的局限性亦十分明显：其一，译经质量参差不齐，直译为主，难以准确传达佛理，如安世高译经“辩而不文”，支娄迦谶译经“辞质多胡音”；其二，教义理解片面，早期多偏重禅法、神通，对大乘般若中观思想把握不足；其三，传播范围有限，主要集中于都城和少数地区，未深入民间。
尽管如此,初传期佛教的历史意义不可低估：它完成了佛教从“外来宗教”到“中国宗教”的初步过渡，开启了中印文化交流的序幕，为隋唐时期佛教的鼎盛（如天台宗、唯识宗、禅宗的形成）积累了经典、人才和思想资源，可以说，没有初传期的艰难探索，便没有中国佛教的辉煌历史。
相关问答FAQs
Q1：初传期佛教为何被称为“格义佛教”？其影响如何？
A：“格义佛教”指初传期佛教为适应中国文化，用本土概念（尤其是道家、儒家）解释佛教术语和教义的一种文化调适方法，用道家的“无”解释佛经中的“空”，用儒家的“仁”解释佛教的“慈悲”，其影响具有两面性：积极方面，格义佛教降低了佛教的理解门槛，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为佛经翻译积累了经验；消极方面，过度依赖本土概念导致对佛学原意的曲解（如将“般若”等同于“智慧”的普通含义），阻碍了佛教教义的准确传达，也为后来鸠摩罗什的“正译”运动埋下伏笔。
Q2：汉代“感梦求法”传说对佛教传入中国有何象征意义？
A：“感梦求法”传说（明帝梦见金人，遣使求法）虽非历史事实，却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反映了佛教传入初期，中国社会对佛教的“神圣化”认知——将佛教与“祥瑞”“神异”联系，符合汉代“天人感应”的文化心理；传说将佛教传入归因于“帝王感梦”，赋予了佛教“正统性”和“官方认可”，为佛教在汉代社会的传播提供了政治庇护；白马寺的建立作为传说的核心情节，标志着佛教从“民间信仰”向“制度化宗教”的转变，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