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老法师是东晋时期杰出的佛教学者、翻译家与僧团领袖，被后世尊为“东方圣人”，对中国佛教的传承与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他俗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州）人，生于东晋怀帝永嘉六年（312年），自幼聪颖过人，虽生于乱世，却对儒道经典有浓厚兴趣，后因感叹世事无常，于二十四岁出家，师从佛图澄大师，深得师门真传，佛图澄圆寂后，道安辗转各地弘法，先后在太行恒山、襄阳、长安等地建立僧团，主持译经，制定僧尼规范,为佛教中国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道安法师的弘法生涯始于北方，当时社会动荡，佛教传播依附于方术，教义阐释混乱，僧团缺乏统一规范，道安在恒山立寺修行时，聚集徒众，开始系统整理佛典，他认为佛教要在中国扎根，必须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僧团制度与教义体系，他提出“格义”之法，以中国传统概念阐释佛教义理，使佛教更易被士人阶层接受；他首创“僧尼以释为姓”，自此出家人皆以“释”为姓，沿用至今，这一举措极大地增强了佛教僧团的身份认同感，在襄阳期间，道安建檀溪寺，讲经说法，吸引学者名士前来听学，弟子达数百人，其中慧远大师后来成为净土宗初祖,足见其教化之广。

译经事业是道安法师最核心的贡献之一，他深谙“佛以语言为文字教”，若要弘扬佛法，必先精准翻译佛典，前秦苻坚崇敬道安，于建元十五年（379年）攻占襄阳，迎道安至长安，并遣吕光西征龟兹，迎名僧鸠摩罗什，道安在长安组织了规模空前的译场，汇集中外译经僧侣，严格校勘译本，确立了“五失本、三不易”的译经原则，即翻译时需避免五种不符合梵文原意的情况，注意三种不易传译的难点，这一原则成为中国译经史上的重要准则，他主持翻译了《四阿含》《阿毗昙》《婆沙》等大量经律论典，鞞婆沙论》的翻译，系统介绍了说一切有部的学说，丰富了中观学派之外的佛教思想体系，为便于研习，他还首创“经录”（即佛典目录），编纂《众经目录》，首次对传入中国的佛典进行分类、考订,为后世佛典研究提供了重要工具。

道安法师在僧团制度建设上的贡献同样卓著，他针对当时僧团管理混乱的问题，制定《僧尼规范》，内容包括日常修行、布萨制度、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如“布萨”定期忏悔罪过，“六时行道”每日六次诵经，“坐禅”定时修行等，使僧团生活制度化、规范化，他还主张“依国主”，即佛教发展需得到国家政权的支持，这一思想得到历代高僧的认同，成为中国佛教与政治关系的基本准则，在襄阳时，他建立檀溪寺，开创了大规模僧团聚居修行的模式；到长安后，主持五重寺，僧众数千人，成为全国佛教中心，这种“寺僧制度”为后来寺院的建立与管理提供了范本。

在思想层面，道安法师以“本无宗”为核心，阐释般若空宗思想，他认为“无”是宇宙万物的本体，“无在元化之先，空为众形之始”，一切现象皆由“无”而生，终将归于“无”，这种思想既继承了印度般若学“性空”的精髓，又融合了中国传统“贵无”哲学（如玄学），使佛教义理更具本土适应性，他的弟子慧远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结合儒家伦理，形成了“儒释交融”的理论体系，推动佛教进一步与中国文化融合，道安还特别重视戒律，强调“戒为无上菩提本”，认为戒律是修行的基础,这一主张对后世律宗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道安法师的历史地位，不仅在于他对佛教教义、制度、译经的贡献，更在于他推动佛教从“外来宗教”向“中国化宗教”转型的关键作用，他打破佛教对梵文的依赖，开创汉译佛典的新范式；建立僧团规范，使佛教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融合儒道思想，使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结合，东晋孝武帝太十年（385年），道安圆寂于长安，享年七十四岁，苻坚为之废朝三日，举国哀悼，他的弟子慧远率众在庐山建立东林寺，继承其弘法事业,使净土宗得以流传千年。

以下为道安法师主要译经成果简表：

相关问答FAQs

Q1：道安法师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译经原则具体指什么？
A：“五失本”指翻译时五种可能偏离梵文原意的情况：一者胡语尽倒，如“我见”译为“见我”；二者句句近本，但需颠倒文序；三者喉声利于西方而不利于东土；四者复倒数过；五者似倒而实不倒。“三不易”指三种不易传译的难点：一者，佛经是圣人所说，后人难传；二者，佛经适应古代印度语境，难以契合中国时代；三者，佛经言简意赅，后人增减易失本义，这一原则强调翻译需兼顾“信、达、雅”，确保佛典原意的准确传达，成为中国译经史上的重要准则。

Q2：道安法师制定的《僧尼规范》对后世僧团管理有何影响？
A：《僧尼规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僧团管理制度，内容包括“行香、定座、上经、布萨”等日常修行规范，以及“衣食有节、坐禅有常”的生活准则，它确立了僧团“以戒为师”的核心原则，使僧团从松散的修行群体发展为有组织、有制度的社会团体，后世寺院制度如“丛林清规”（如百丈怀海《百丈清规》）均受其影响，道安提出的“依国主”思想，也成为佛教与政权关系的经典范式,保障了佛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合法地位与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