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1912-1949），中国社会经历剧烈变革，西学东渐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中，佛教迎来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契机，佛教期刊作为这一时期佛教思想传播、僧伽教育革新、社会文化互动的核心载体，不仅记录了佛教界应对时代挑战的探索，更成为推动“人间佛教”思想实践、促进东西方文明对话的重要平台，据不完全统计，民国年间全国先后创办佛教期刊超300种，涵盖综合性刊物、专科佛学、寺院院刊、青年僧伽报等类型，形成蔚为大观的“佛教出版潮”。

民国佛教期刊的脉络与代表性刊物

民国佛教期刊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912-1927年为萌芽期，以传统护教与知识启蒙为主；1928-1937年为鼎盛期，人间佛教思想兴起，期刊类型多元化；1938-1949年为抗战期，刊物转向战时救国与佛教精神弘扬，代表性期刊及其特点如下表所示：

内容特征：从“传统护教”到“人间转向”

民国佛教期刊的内容呈现鲜明的时代特征,核心体现为三大转向：

一是学术化转向，受“整理国故”思潮影响，期刊大量引入考据学、文献学方法，如《学衡》刊载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连载，《佛学月刊》发表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推动佛学研究从“信仰阐释”向“学术建构”转型，期刊积极回应西方哲学、科学思潮，《心灯》杂志曾辟“科学与佛学”专栏，探讨相对论与唯识学的关系，尝试以现代话语体系诠释佛教义理。

二是社会化转向，太虚大师提出“佛教救国”理念，推动期刊从“丛林内部”走向“社会公共领域”。《海潮音》在抗战期间推出“护国特刊”，号召佛教徒“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弘一法师在《佛教公论》发表《佛门偕亡友录》，记录僧侣投身抗战的事迹；《人世间》杂志则关注佛教与教育、慈善的结合，报道镇江佛教医院、厦门闽南佛学院的公益实践，重塑佛教“积极入世”的社会形象。

三是国际化转向，民国佛教期刊成为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桥梁，1925年，太虚大师率团出席日本“东亚佛教学会”，《佛学月报》全程报道并刊发《中日佛教联欢宣言》；1933年，锡兰（今斯里兰卡）佛教代表团访华，《觉讯》杂志详细记录南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对话，推动“佛教是亚洲文化纽带”的认知形成。

历史意义：佛教现代化的“思想引擎”

民国佛教期刊的价值远超出版本身,其历史意义体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重构了佛教的现代话语体系，通过期刊传播，“人间佛教”“人生佛教”等思想从理念变为实践，太虚大师的“三大革命”（教理、教制、教产）通过《海潮音》传遍全国，推动传统佛教向“契理契机”的现代形态转型。
其二，培养了佛教现代化的核心力量，印顺法师在《佛学评论》发表《印度佛教史》，奠定其“人间佛教”思想体系基础；巨赞法师通过《狮子吼》呼吁“佛教青年化”，为抗战后佛教复兴储备人才，据统计，民国佛教期刊的主要撰稿人中，超80%为受过新式教育的僧伽或居士，形成“知识僧团”群体。
其三，塑造了佛教与社会的互动模式，期刊将佛教从“出世信仰”拉回“世间关怀”，通过报道社会问题、参与公共议题，使佛教成为民国文化重建的重要力量，这种“以佛法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深刻影响了当代佛教的发展路径。

相关问答FAQs

Q1：民国佛教期刊为何能在动荡年代蓬勃发展？
A1：其动因有三：一是思想解放背景下，“文化复兴”思潮为佛教提供生存空间；二是太虚、欧阳渐等高僧以“改革”为号召，将期刊视为推动佛教现代化的工具；三是印刷技术普及与近代出版业发展（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参与佛学出版），降低了期刊制作成本，同时居士群体的崛起（如王一亭、关炯之等）为期刊提供了资金与读者支持，形成“僧俗共办”的良性生态。

Q2：民国佛教期刊对当代佛教传播有何启示？
A2：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内容为王”——民国期刊以“学术化+社会化”内容打破佛教“封闭性”，启示当代传播需兼顾义理深度与现实关怀；二是“媒介融合”——民国期刊已尝试“文字+演讲+图片”多形态传播（如《觉群周报》附弘一法师书法），当代更需结合短视频、直播等新技术；三是“跨界对话”——民国期刊主动与科学、哲学、教育等领域互动，启示当代佛教应积极参与生态保护、心理健康等公共议题，重塑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