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庙作为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不仅是僧侣修行、信众礼佛的清净之地，更是佛教教义具象化的艺术殿堂，在寺庙的梁柱、佛像、碑刻、壁画中，“刻”这一艺术形式被广泛运用，将佛教核心教义“常乐我净”以可触可感的视觉符号呈现出来,让信众在观想中体悟佛法真谛。
“常乐我净”是佛教对涅槃境界的描述，亦称“四德”，与世间“无常、苦、无我、不净”的“四颠倒”相对。“常”指永恒不变，超越生灭的常住本性；“乐”指寂灭永安，远离烦恼的究竟安乐；“我”指自在主宰，即真实的自性而非妄执的“我”；“净”指清净无染，远离一切垢染的纯净境界，寺庙中的雕刻艺术,正是通过具体的形象将这四者转化为直观的宗教语言。
在寺庙建筑中，“刻”常与建筑结构融为一体，传递“常乐我净”的内涵，寺庙大殿的梁柱上常刻有莲花纹、卷草纹，莲花出淤泥而不染，象征“净”；卷草绵延不绝，寓意“常”的永恒，山西应县木塔的斗拱雕刻中，以“九层之台，起于累土”的层层叠叠，暗喻修行从“无常”到“常”的次第；四川峨眉山报国寺的门窗木刻，以“鹿衔灵芝”“鹤立松涛”等祥瑞图案，传递“乐”的祥和意境，这些雕刻并非单纯的装饰，而是通过建筑构件的固定性，将“常乐我净”的永恒性镌刻于空间之中,让信众步入寺庙便能感受到超越时空的宁静。
佛像雕刻是寺庙“刻”艺术的集中体现，更是“常乐我净”的人格化象征，释迦牟尼佛像的“常”，体现在其面容的庄严与永恒——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佛像的“三十二相”始终传递着觉悟者常住不变的特质；敦煌莫高窟的“说法图”中，佛陀结跏趺坐，手结法印，面带慈悲微笑，这微笑便是“乐”的具象，是超越世俗悲欢的寂灭之乐；河北正定隆兴寺的“大悲阁”千手观音，千手千眼象征“我”的自在圆满——观音菩萨以“大我”之悲智，救度众生，体现“我”的主宰与慈悲；浙江普陀山普济寺的毗卢观音佛像，全身鎏金，莲座下刻有“九品莲花”，象征“净”的清净无染，远离一切烦恼习气，佛像的雕刻比例、神情姿态，无一不是对“常乐我净”的精准诠释，让信众在礼佛时,能通过观像生起对究竟境界的向往。
寺庙中的碑刻与经文石刻，则是“常乐我净”的文字化与永恒化载体，西安大雁塔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刻，将玄奘西行取经的“常”心（历经磨难而不退转）与“净”愿（为求正法清净）镌刻于石；河南少林寺的“混元三教九流图”碑，以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刻法，传递“乐”的和谐境界——三教虽异，但“归于清净安乐”的目标一致；北京房山云居寺的石经山，刻有数千块佛经石板，历经千年风雨依旧字迹清晰，这正是“常”的最好见证，而经文内容如《心经》所言“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则直接阐释了“乐我净”的真谛，这些碑刻通过石材的坚固性，使“常乐我净”的教义得以超越时空,流传后世。
| 雕刻形式 | 载体 | 具体体现 | 对应“常乐我净”内涵 |
|---|---|---|---|
| 建筑结构雕刻 | 梁柱、斗拱、门窗 | 莲花纹、卷草纹、祥瑞图案 | 净（莲花）、常（卷草绵延） |
| 佛像雕刻 | 佛、菩萨、罗汉像 | 三十二相、慈悲微笑、千手千眼、莲座 | 常（庄严永恒）、乐（寂灭安乐）、我（自在主宰）、净（清净无染） |
| 碑刻经文 | 石碑、石经、经幢 | 《圣教序》碑、佛经刻石、三教合一图 | 常（文字永恒）、乐（和谐境界）、净（究竟涅槃） |
“刻”之于寺庙，不仅是艺术的创造，更是信仰的固化，它将抽象的“常乐我净”化为可见、可触、可感的形象，让信众在观瞻中生起信心，在修行中趋向目标，当阳光透过寺庙的雕花窗棂洒在地面，当钟声伴随着碑刻的文字回荡山谷，“常乐我净”的智慧便通过“刻”的艺术，融入信众的心田，成为超越烦恼、趋向觉悟的精神指引。
FAQs
问：为什么寺庙中常通过雕刻来表现“常乐我净”，而不是其他艺术形式？
答：雕刻具有材质坚固、形态稳定、不易损毁的特点，与“常乐我净”中“常”（永恒）的内涵高度契合，相较于绘画、音乐等易随时间流逝的艺术形式，雕刻（尤其是石雕、木雕）能将教义长久保存，供世代信众观想，雕刻的立体感和细节表现力，能更直观地呈现佛像的庄严、纹饰的象征意义，帮助信众通过视觉联想体悟“乐我净”的境界，符合佛教“以像设教”的弘传传统。
问：“常乐我净”中的“我”与佛教“无我”的说法是否矛盾？
答：并不矛盾。“常乐我净”中的“我”是“真我”“大我”，指觉悟者本具的自在自性、主宰之体，是远离“我执”“我见”的真实存在；而佛教所说的“无我”，是破斥众生对“五蕴和合之身”的“妄我”——即认为身体、感受、思想等是永恒、独立、主宰的“我”，这是一种错误的认知，二者是对不同层面的阐释：“无我”是对“妄我”的否定，“真我”是对“本性”的肯定，正如《涅槃经》所言“无我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我”，体现了佛教“破妄显真”的中道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