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瑛法师（1878—1953），近代中国佛教界的领袖人物，俗姓吴，名悟元，福建古田县人，他的一生跨越晚清、民国与新中国初期，以“教观双宏”的修证、“悲智双运”的弘法，以及“爱国护教”的情怀，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代表，法师幼年聪颖，五岁启蒙，读书过目不忘，十八岁时，因父病逝，感悟人生无常，遂于福州鼓山涌泉寺出家，礼兴公开律师为师，法名“圆瑛”，字“悟胜”，次年，依妙莲和尚受具足戒，正式成为一名比丘。
出家后的圆瑛法师,并未止步于传统僧人的修行路径，而是以“深入经藏，智慧如海”为志向，四处参学问道，他先后参访天童寺寄禅和尚（八指头陀）、宁波观宗寺谛闲法师、常州天宁寺冶开禅师等高僧大德，既研习禅宗明心见性的心法，又精研天台教观“止观双运”的体系，更对《楞严经》情有独钟，穷尽毕生心力注释弘扬，后世誉之为“楞严独步”，他在修行中强调“教观并行”，认为教理（经教义理）是修行的基础，观行（禅观实践）是证悟的关键，二者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这一理念不仅贯穿于他的个人修证，也成为他弘法利生的核心思想。
圆瑛法师的弘法事业,始于二十世纪初，他先后住持宁波天童寺、福州雪峰崇圣寺、宁波七塔寺、上海圆明讲堂等名刹，每到一处，皆以讲经说法、培育僧才为己任，1929年，他联合全国佛教界人士在上海成立“中国佛教会”，被推举为首任会长，此后连任多届，致力于整理僧伽制度、保护佛教权益、推动佛教教育，他创办“福建闽南佛学院”“宁波七塔寺佛学院”等院校，培养太虚、印顺等一批佛教人才，为现代佛教教育奠定了基础，法师还积极从事国际佛教交流，1925年应邀出席在日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发表《佛学之宇宙观》演讲，以深厚的佛学造诣赢得国际赞誉；1933年，率团赴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朝礼圣迹，促进中外佛教文化的沟通。
抗日战争爆发后,圆瑛法师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挺身而出，组织“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自任团长，率领僧侣医护人员奔赴上海、南京、武汉等前线，抢救伤员、赈济难民，他曾说：“佛子报国，当不后人！”1937年，上海沦陷，法师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被逮捕入狱，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大义凛然，写下“我佛慈悲，不忍众生受苦；为国捐躯，在所不辞”的誓言，后被营救出狱，出狱后，他继续在后方弘法，号召佛教界“护国护教”，将讲经所得全部捐献给抗战前线，展现了“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大乘菩萨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圆瑛法师拥护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1953年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致力于团结全国佛教徒、传承佛教文化，同年，圆寂于宁波天童寺，世寿七十六岁，僧腊五十九载，其著作《大佛顶首楞严经讲义》《圆瑛法师讲演录》等，至今仍是佛学研究的经典，影响深远。
圆瑛法师生平大事记
| 时间 | 事件概要 |
|---|---|
| 1878年 | 出生于福建古田县，幼年读私塾，聪颖过人。 |
| 1896年 | 于福州鼓山涌泉寺出家，法名圆瑛，师从兴公开律师。 |
| 1897年 | 依妙莲和尚受具足戒，开始参学问道。 |
| 1908年 | 于宁波天童寺寄禅和尚座下参禅，兼习天台教观。 |
| 1914年 | 开始在上海、宁波等地讲经，以《楞严经》为核心，奠定“楞严独步”地位。 |
| 1925年 | 出席日本东亚佛教大会，发表演讲，推动国际佛教交流。 |
| 1929年 | 创办中国佛教会，任首任会长，致力于佛教教育与僧伽改革。 |
| 1937年 | 抗战爆发，组织佛教救护团，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被捕，坚贞不屈，后获释。 |
| 1949年 | 新中国成立后，拥护宗教政策，参与筹备中国佛教协会。 |
| 1953年 | 当选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同年圆寂于宁波天童寺，世寿七十六岁。 |
相关问答FAQs
Q1：圆瑛法师的“教观双宏”思想具体指什么？对后世有何影响？
A1：“教观双宏”是圆瑛法师佛学思想的核心。“教”指教理，即佛陀所说的经教义理，如《法华经》《楞严经》等，是修行的理论指导；“观”指观行，即通过禅观实践体悟真理，如天台宗的“止观双运”，法师认为，若只重教理而不修观行，则如“说食数宝”，无法证悟；若只修观行而不明教理，则如“盲人摸象”，易入歧途，他一生倡导“教观并行”，既精研义理，注重经教阐释，又强调实修，主张“解行并进”，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推动了佛教教育的系统化，使佛学义理得以准确传承；促进了修行与理论的结合，避免了佛教流于空谈或盲修的弊端，为现代佛教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
Q2：圆瑛法师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哪些具体贡献？体现了他怎样的精神品格？
A2：抗日战争期间，圆瑛法师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组织“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自任团长，率领数百名僧侣医护人员奔赴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前线，设立救护站、野战医院，抢救伤员数万人，并募集物资赈济难民；二是以佛教领袖身份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佛教徒“护国护教”，将弘法所得全部捐献前线，鼓舞了军民士气；三是面对日军的威逼利诱，坚贞不屈，拒绝担任“中日佛教会”会长，被逮捕后仍坚持“我佛慈悲，不忍众生受苦”的信念，展现了“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这些贡献体现了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大乘菩萨精神，以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将佛教的慈悲济世与民族大义完美结合，成为近代佛教界爱国护教的典范。
